杨庆祥:重新发现内心的写作——读蒋一谈的《庐山隐士》杨庆祥,小说微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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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17

12年来,范秀莲和老伴无怨无悔,在这片农家地上自得其乐。他们的退休生活里,谈书谈教育谈孩子,也不乏恩爱。范秀莲记得2002年刚退休回老家时,原本打算颐养天年,七月份却突然莫名其妙发起烧来,而且不长时间由低烧发展到高烧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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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庆祥重新发现内心的写作--读蒋一谈的《庐山隐士》文/杨庆祥杨庆祥,男,1980年生。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

曾获"娇子·未来大家"中国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第十届上海文学奖(2013年);第三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2014年);首届人民文学诗歌奖(2015年)。 出版诗集、评论集若干。 最新著作为《80后,怎么办?》(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6月出版)。 这是收入蒋一谈最新小说集《庐山隐士》中的一篇小说,名字叫《结婚之后》,加上标题,整个小说67个字。

它有人物,但人物显然是含糊的;它有叙述语言,这一叙述语言甚至和人物的心理语言纠缠在一起了;它还有故事,这个故事完全没有被写出来,但是通过标题"结婚之后",它暗示了一种故事所需要的时间分割点,结婚之后和结婚之前,结婚之前是什么样?结婚之后是一种丢失,丢失了什么?这些作品是小说吗?很显然,这不符合我们通常对小说的定义,即使是在所谓的微型小说和小小说里面,也会要求有一个稍具戏剧化的故事情节和一个有长度的叙述,并在某些时候有对话、动作和人物语言。 蒋一谈肯定地告诉我们,这也是小说,是一种被其称之为"超短篇小说"的小说。

在《庐山隐士》的后记里,他将超短篇这么命名:现代超短篇小说,与独特的情绪结缘,与细微的呼吸为伴。 如果从批评家的角度看,蒋一谈的《庐山隐士》里面其实有两类小说,一类就是上述的以情绪和意识为主导的超短篇甚至是极短篇,这一类的特征是无故事,无结构,依靠的往往是独白式的叙述语言来呈现一个不很确定的人物情绪和无意识;另一类则以《村庄》、《离婚》、《庐山隐士》为代表,字数大概在1500字左右,有人物,有故事,甚至会有一个小小的戏剧性的结构,比如《村庄》不足700字,但有三次故事的转折,一是老人们决定买一个孩子;二是买不到孩子;三是死神化身为五个一模一样的孩子。 作为读者,我承认我更喜欢读有故事的小说,但是作为批评家,我承认我在无故事的超短篇里面发现了某种实验性和先锋性,这恰好是当下写作特别需要的品质。

我一直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在一个人人都能讲故事的时代,作家的特殊性究竟在什么地方?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能够发现并书写一般的故事不能呈现的人类的内部精神景深。 也就是说,作家不应该仅仅写一个有行动者的故事--没有行动者故事似乎就无法展开--这是一个认知的瓶颈。 恰好是,应该让行动者停下来,听听来自其内部的声音和想象,或者说,干脆取消行动者,停留在人物精神的内部,因为只有在精神的内部,我们才能真正发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伤害有多深。

这也许正是《庐山隐士》这个文本的隐喻性,物质性的、具体的隐士其实是不存在的,与其去苦苦寻找它,不如停下来,看看山,听听风,寻隐者不遇,是因为隐者就藏在我们的内心。

蒋一谈意识到了这一点,在他前期的短篇里面,他更强调的是故事和创意,通过故事和创意,我们读到了如《鲁迅的胡子》、《林荫大道》、《芭比娃娃》等故事精彩、结构精湛的短篇小说。 但是蒋一谈一直就有一种冲动,这些冲动在《温暖的南极》、《七个你》、《随河漂流》等作品中得到了隐约的呈现,那就是超越故事的冲动,或者说,试图将小说从故事里面解放出来。

他说:讲述着故事,反而会被故事束缚。 如果说故事对应的是现实的物质性和日常的生活刻度,那么,超越故事就是要深入到这些物质性和日常的背面,发现那些无意识和潜意识的精神潜流,是一种自觉的对故事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掘--而故事的深度和广度,也就是生活和人性的深度和广度。

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我愿意将超短篇理解为一种重新发现内心的写作,同时也是重新讲述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故事的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超短篇指向了诗歌所具有的可能性远景。 它并不拒绝物质性和行动者,但是在目的论的意义上,它更试图以内心的情绪、潜意识和幻觉来统摄一切现实的物质性,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看到了有一种若有若无的禅意涌现在蒋一谈这些超短篇文本中,《下雪了》里面的意象转换,《风》中的若有所思,《花的声音》里有一种大千世界,还有更直接的《坐禅入门》,都是在瞬间的意念中展示世界的多重面相。

这恰好是禅的真谛,同时,也是一种失传已久的小说的技艺。